近日,江西崇义规定“彩礼不超过3.9万元,‘低彩礼’夫妻子女可优先入学”,引发网友关注。
2月20日,赣州市文明办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《崇义县出台“零彩礼”“低彩礼”家庭礼遇机制》。按照该规定,为进一步深化婚嫁领域移风易俗工作,崇义县推出多项礼遇政策,奖励彩礼不超过3.9万元的新婚家庭。这些所谓的“礼遇政策”包括子女可优先入学,享受景区旅游优惠,免费乘坐公交车等。
而其中低彩礼夫妻子先入学引发争议。根据该规定,男方给女方的聘礼礼金为零或不超过3.9万元就可以视作“零彩礼”“低彩礼”,他们的孩子持礼遇卡可在学前、义务教育阶段,按照第一顺序择校入学。
舆论普遍认为,将彩礼和入学优惠政策绑定,有悖于义务教育的公平性、乐鱼app平等性,是典型的好意办坏事。尽管当事方崇义县回应称该机制并非强制性规定,但优惠是实实在在的,对某类群体优先的同时,势必会挤占其他人的合法权益,这也就相当于对“高彩礼”夫妻的子女的变相惩罚,并不为法律所允许。
在舆论众口一词批判高彩礼之时,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中国婚嫁时彩礼的历史传承。
彩礼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,其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《周礼》之中。《周礼》规定结婚的程序为: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。纳征时,男家会派人带备聘金、礼金及聘礼到女方家中,也就是说,纳征这个环节就是男方给女方送彩礼的过程。完成纳征的仪式后,婚约便正式订立,接下来就是定日子正式迎亲了。
可以说,彩礼是中国传统婚俗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一种历史的产物,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此后数千年,虽然彩礼的形式和内容,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,彩礼的叫法有不同变化,诸如“聘妇”或“聘媳”“聘礼”或“聘财”等,但其实际内核并未改变,那就是男方对女方的一种尊重和感激,也是对女方家庭的一种补偿和赔偿。
建国后,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改造传统的婚姻习俗。1950年的《婚姻法》第二条规定: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。国家对彩礼的态度一直以批判为主,以防止买卖婚姻。小说《结婚现场会》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,由于女方父亲执意要向男方索要彩礼五百元,村干部准备将他当作“买卖婚姻的坏典型”进行批判,而对村里几对不收彩礼的新婚夫妇,则被当作正面典型参加结婚现场会。
当然,国家禁止买卖婚姻而非禁止婚嫁时的彩礼,即使是五六十年代,彩礼在中华大地也依旧以自己的形式存在着,其中“三转一响”(指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和收音机四大件)最为典型。80年代之后,整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,加上人口流动的加速,彩礼更是普遍开来,且出现了一些标准化的“门槛”,新的结婚“四大件”成了黑白电视、电冰箱、洗衣机、录音机。
2000年后,彩礼也水涨船高,甚至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“三斤一响”(三斤百元人民币和一辆车)、“万紫千红”(一万张伍元和一千张百元人民币)、“前四后八”(先给四万定金,再给八万礼金)、“一动不动”(不动产车子和不动产房子)等天价彩礼,彩礼也开始成为农民生活的沉重负担。
因此,从彩礼存在的意义来看,要全面实行零彩礼基本不可能,这不仅是因为彩礼属于个人生活中的私事,不宜用强制措施来限制,更因其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,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。
从彩礼的多少来说,也并不存在所谓的标准,历来丰俭由人,但多少会有一些地区约定俗成的地区行情。以笔者所在赣西北小县城为例,2000年我堂姐结婚彩礼大约是3万-5万,2010年左右彩礼大约是6万-10万左右,去年老家族弟结婚彩礼15万。当然这些仅是大概数字,具体情况还得视家庭条件、婚恋双方协商。而且有一点,我们老家的彩礼,一般娘家都会返还全部或者大部分给新人家庭,结婚大家要的是一个态度和面子,鲜少有“买卖婚姻”。
在省会南昌,根据本地婚恋市场从业人士介绍,“8-18万”才是南昌彩礼常见的价格区间,这个数字在全国也基本是正常水平。
此次崇义县将“低彩礼”的标准定为3.9万元,据当地民政局相关人士介绍,这个标准是依据当地村规民约规定数额的平均数。当地大部分村子的村规民约都有关于彩礼的金额限制,这些都是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评议过才对外实行的,村民们也比较认可。“他们自己村里定的话,差不多就是这个数,我们取了一个平均数。”
但恕我直言,这样的规定基本脱离了实际。天价彩礼当然需要治理,但也是个精细活,在一纸通知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
江西一直处于高彩礼的漩涡之中,很多虚假消息也要拿江西开涮,比如“江西女友向上海男友索要1888万元天价彩礼”等,智商在线的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个恶作剧的噱头,只是前面有了江西这个定语之后,大家才会相视一笑,江西之于高彩礼,恰如河南之于窨井盖,都演变成了地域黑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。
春节期间某媒体一篇关于江西彩礼的文章在网上流传,江西彩礼虚高话题又被添油加醋地炒作一番。继河南井盖之后,江西彩礼也成了地域黑的代名词,不过是更狠的“地狱级黑”。
客观来说,今天全国各地都有高彩礼的现象出现,据澎湃新闻,鲁西南某县城的彩礼数额从2020年的18.8万元一路攀升到2023年的“3个9万9”,额外还有在县城买房、买车的要求,相当于正常农村家庭两个劳动力外出打工5—7年的积蓄。
对全国各地报道出来的高彩礼现象来看,一般分为两种情况,一种是沿海发达地区富裕家庭结亲,彩礼是双方面子,比如去年11月份福建晋江百宏集团老板嫁女豪掷2亿陪嫁品,风光无限。另一种情况则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嫁娶,这主要原因还是婚恋市场的性别失衡造成的,女少男多,让彩礼变为了女方市场,彩礼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。
近日,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教授及其团队发布的《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状况》调查报告指出,在调查的119个村中有超过四成村庄存在“剩男”婚配难问题。报告认为,造成这个问题的一大原因就是,部分省份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婚姻市场存在“天价彩礼”现象。
其实,我对黄教授的这个归因并不特别认同,事实上,高彩礼只是结果,或者只是农村地区剩男婚配难的原因之一,其他更重要的是,农村人口流出、男女比例失衡、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二元差距的扩大,造成农村男性普遍在婚恋市场没有竞争力。在流出地农村,由于适婚人群的结构性短缺,彩礼反而被用来作为一种“市场调节”的手段,最后的结果就是,农村男性不得不以高昂的彩礼来吸引女性“下嫁”。
再看目前男性的婚恋压力有多大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1980年至2014年之间,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是114.7。粗略推算下,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-4000万。
人口学家姚美雄就曾预测,2020年之后10%左右的成年男性可能因此找不到配偶,在这种“婚姻挤压”下,将会形成一个由单身男性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。
所以彩礼根本不是什么陈旧风俗,是理性人基于现实的一种最优选择,假设在农村两个大龄剩男同时相亲一个女性,在其他条件都相差不多的情况下,为了赢得放心,他们会不会在彩礼上努力?对于男性来说,高额彩礼是一种无奈的选择,也是基于自身做出的最优选择。
江西作为中部地区被各种“环”包围的不发达省份,是典型的农业省份。江西省历来是人口流出大省,跨省流出规模依然较大,2023年省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224万人,占全省总人口4527万人的27%。经济欠发达加上人口外流严重,特别是农村适龄女性的外嫁,让江西农村的男性婚恋压力大增。另外,江西性别比例失衡严重,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江西省90后人口性别男女比例达到120.8∶100,高居全国第一。这个群体正是近年婚恋市场的主力人群。
与江西类似,河南、安徽、四川、贵州等劳动力外流的内陆省份均面临着类似的问题,很多地方采取限制高额彩礼的方式,目前来说成效甚微。江西抚州就规定,彩礼不能超过具体地区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;四川凉山则规定,彩礼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。笔者写此稿时咨询一位在抚州的朋友,他说春节亲朋结婚,彩礼该多少还是多少,政府的规定基本没有影响。
这些年江西一些地方政府不断出台限制彩礼的政策,某种程度上也将江西彩礼的话题热度扩大了,比如江西崇义县制定的3.9万元“低彩礼标准”,从道德上倡议当然没问题,但与小孩的入学等绑定则明显存在争议,这种争议反过来又给了“地域黑”调侃的理由,这个话题陷入负面循环中。
彩礼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数字游戏,深刻理解高彩礼的成因,既包括攀比、面子等问题,更深层次是性别比例失调、教育普及、人口流动等诸多社会变迁带来的连锁反应,我们才能对问题有的放矢,而非仅限于对彩礼数额的表面批判,乃至成为地域黑的攻击目标。
对高彩礼问题,我的观点是,要移风易俗,不要地域黑;要解决问题,而不是奚落嘲笑。
说,“发展才是硬道理”,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“总钥匙”。高彩礼的问题,也应该用发展来解决。
一方面当然是通过教育来倡导移风易俗,这是解决攀比、面子问题的。观念的改变是困难且漫长的,早在2017年5月,江西省民政厅就下发了《关于推动婚丧习俗改革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》,提出到2020年,江西全省100%的村规民约中,要包含婚丧习俗改革的内容。2020年5月,乐鱼app民政部也印发了《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,明确将着手对天价彩礼、铺张浪费、低俗婚闹、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进行整治。
另一方面,男性婚恋压力、人口外流、农村空心化等问题,还需通过推动经济发展、均衡城乡资源配置、提高女性社会地位、优化人口政策等方式,逐步缓解农村男性婚恋困境,从而真正实现彩礼回归其本来的文化意义,不再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。
对于江西这样的省份来说,唯有经济发展了,人留住了,才能推动移风易俗政策的落地。
但人口性别失衡这样的问题是几十年的生育政策造成的,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来“还债”。
【1】澎湃新闻评论,《3.9万元彩礼“红线】新周刊,《天价彩礼的江西人,能换回理想婚姻吗?》
【3】界面新闻,《江西“彩礼贷”风波背后:极端性别比失衡,他们陷入婚恋苦局》